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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西地接中原，毗邻西域，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交流、融合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。作为民族交流的大平台，西北地区在这一时期，在各地、各族的乐舞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乐舞艺术的新成就，以《西凉乐》乐舞的创作为代表。前凉曾征服西域焉耆、龟兹诸国，西域不但进贡各种珠宝玉器，还将其音乐舞蹈也传入河西酒泉。西域（龟兹）音乐与中原音乐融合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西凉乐。演奏西凉乐的乐器有19种，“新城魏晋彩绘砖画”中就有其中3种乐器的图形，它们是从西域印度传入的凤首箜篌、龟兹传入的短颈曲颈琵琶、缅甸传入的琵琶。五号墓壁画，在墓主人殿堂之前，绘有管弦乐伎，一男史手抚秦筝，二女伎执横吹和竖笛，第四位女伎手拍长鼓。场中有二女伎边舞边唱，另有二男士表演杂技；还有龟兹乐师，手持竹器，正在指挥全场舞乐节目。展现了前凉时期，中原文化吸取与融入了西域文化的特色。

后凉和随后建立的北凉政权将来自中原的《清商乐》、来自西域的《龟兹乐》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，改造成为新乐，取名《秦汉伎》。后魏通西域时，得到《疏勒乐》，其乐有竖箜篌、琵琶、五弦、横笛、箫、觱篥、答腊腰鼓、羯鼓、提鼓、鸡娄鼓，十种为一部，共十二人，歌曲有《兀利死让乐》。舞曲有《远服》，解曲有《盐曲》。从《清商乐》《龟兹乐》到《秦汉伎》，再到《西凉乐》，反映了西北各地、各族同中原乐舞的交流、融合。

隋唐时期，从河西传到关中的“新声”即流行乐，当时叫“胡音声”，它与龟兹乐、散乐一起为时所重。正如《旧唐书》所载：“又有新声河西至者，号胡音声，与《龟兹乐》《散乐》俱为时所重，诸乐咸为之少寝。”一种地方乐舞，在中原内地至京都地区都能使其他乐舞“咸为之少寝”，其艺术感染力确实很强。西北乐舞除吸收为宫廷乐以及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播，还成为各族上层的迎宾乐舞。例如，据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记载，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唐朝以大理卿刘元鼎盟会使，至赞普夏牙（赞普夏天居住的地方），“唐使者始至，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，大享于牙右。饭举酒行，与华制略等，乐奏《秦王破阵曲》，又奏《凉州》《胡渭》《录要》、杂曲，百伎，皆中国人”。至于西北当地各族乐舞的活跃，也是彪炳于史册，屡见于文艺作品中。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歌曲子，在190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保存很多，已经整理出来的就有1000首以上。内容包括写景抒怀、批评时政、世风民情、征夫疾苦、士子不遇、男女爱慕、闺阁幽怨、宗教哲理、为人处世、英雄故事、神异传说等，涉及范围相当广泛。还有一些以地名或民族命名的大曲或杂曲，如《甘州大曲》《酒泉子》《敦煌子》《浐水吟》《镇西子》《沙碛子》《北庭子》《定西番》《突厥三台》《回纥》《京兆歌》《左冯翊歌》《抚风歌》《敦煌乐》《凉州乐》《于阗佛曲》《龟兹佛曲》等。唐人耿伟《凉州词》写道：“毡裘牧马胡雏小，日暮蕃歌三两声。”传达的正是西北各族牧马儿喜欢唱“蕃歌”的信息。西域即今新疆和中亚等地区的总称，历代都是歌舞盛行的地方。至今保留下来的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中，就有许多隋唐时代的乐舞作品。《杨泽新声》《神白马》等歌曲，原都是胡戎之歌。歌曲《沙石疆》、舞曲《天曲》《于阗佛曲》等，是直接从新疆流传的佛曲移植过来的。婆罗门法曲也是从西域经新疆、甘肃传到关中、长安的。西域、中亚和印度的乐舞经改制而传入中原，到隋唐时都成了中国的“国伎”。许多中亚民族国家的乐舞，如康国（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）著名的《胡旋舞》《安国乐》等都是通过西北传到中原内地，而被吸收为宫廷乐。唐朝诗人杜牧《河湟》诗云：“唯有凉州歌舞曲，流传天下乐闲人。”《霓裳羽衣曲》原由印度传入，初名《婆罗门曲》，其演奏乐器有铙钹、钟、磬、幢萧、琵琶等，传入凉州后又与西凉乐相结合。唐开元（713—741年）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将其献给朝廷，又经过唐玄宗的加工润色，全曲分散序、中序、曲破三个部分，《霓裳羽衣曲》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舞曲。从西北传到中原内地，在民间流传的乐舞也不少。如从西域传到内地的健舞、软舞、字舞、花舞、马舞等。《胡旋》《胡腾》《柘枝》《棱大》《阿连》《剑器》等健舞曲；《绿腰》《苏合香》《屈枳》《团圆旋》等软舞曲，都极受内地官民喜爱。

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乐舞不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乐器、乐曲，而且连舞人、乐工的表演着装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。如《高昌舞》，“舞人白袄锦袖，赤皮靴，赤皮带，红抹额”。《龟兹舞》，“乐工皂丝布头巾，绯丝布袍锦袖，绯布袴。舞者四人，红抹额，绯袄，白袴帑，乌皮靴”。关于乐器，琵琶、箜篌（竖琴），乃是外来最著名的例子。汉朝娱乐游戏，从遗留迄今文学作品与图像遗物所见，种类包罗万象，有“跳丸”“弄剑”“蹋鞠”“角抵”“舞戏”“马戏”等名目，其中歌舞与特技表演已具西方情调，魔术（表演者即所谓“善眩人”或“幻人”）尤其全从外来。